印尼煤炭企业拟减产应对价格下跌

只有组建利益相对独立的专业团队，才能设计出好的改革方案。

1994年朱镕基主持了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与调控力的分税制改革。并进而倒逼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王进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在读法学博士生。因为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排斥了自由人基于身份与权利平等而进行自治的可能，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公共资源向行政中心的集聚，而公共资源向行政中心的集聚，就必然导致城市摊大饼化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恶化。3月23日，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称，旧型城镇化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政府征购土地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最低估计30万亿人民币。这也迫使失地农民只能在城市流民和农民工之间做出选择，而城市并不对这些农民承担其社会福利的财政义务，致使人的城镇化无从实现，且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有人认为，将土地私有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从而建议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流转或永久使用的永佃权等方式解决这一难题。

固然，在英美法中人们并不看重所有权，而注重财产权，但是，如果不进行土地确权的话，笔者认为，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下，它必将导致与当下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面临的权属悬置相同的问题，依旧无法确保其权利不被侵犯，因为无论是使用权还是永佃权都存在被公权力以极低的代价破坏的可能性，例如行政征收等。土地可以存在中央国有和地方所有的形式，也包括允许集体所有或社区所有，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没有土地确权的话，所谓的权属结构多元化实际上便成为一元化，即当下的情形。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

然而，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不论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位置，都少有定价主权。本文是第八个关键问题──关于中国与全球化。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地解决贫穷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力解决富裕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

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第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

为此，需要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全民共识。现在，中国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从全球化得到的边际收益下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下，后发优势流失，日益受制于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在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领域，尤其如此。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利用成本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或者天然禀赋，在原有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世界工厂，保证外贸出口扩张。

第二，中国和国际市场。这种选择，不能治本，势必导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聚变。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基本没有接受中国倡导和支持的任何改革建议。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流失，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建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成为资本金融大国，绝非易事。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是中国吸引外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以及中国实现加工工业产业集聚和国际贸易良性互动的基本动因。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虽然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加领袖，奉行反帝、反修的立场。一旦中国制造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就可以轻易转移其制造基地

这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意味着要压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空间，要以发达国家作为新的竞争对手，中国显然还不具备基本的条件。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产品价值链上的主要收益者，中国制造意味着薄利多销。中国虽然开始形成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的意向，但是，因为并不具备可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的势力，而且对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还在深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有效地影响世界经济秩序。本文是第八个关键问题──关于中国与全球化。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可以影响国内的价格结构，甚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原因。

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一旦中国制造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就可以轻易转移其制造基地。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能源、原材料的持续进口。在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领域，尤其如此。

且不讲石油、黄金、高科技产品、铁矿石、其他工业原料，就是农产品、高档耐用消费品，甚至化妆品的定价权，或者被国际期货市场控制，或者在国际零售商手中。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流失，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建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成为资本金融大国，绝非易事。

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和机构，尚未具备实质性影响力，更现实的选择是继续保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只要中国经济无法超越 相对人口过剩─ GDP 增长─政府投资─生产和产能过剩的框架，传统国际市场（贸易）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选择空间。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同样会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年来，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他们正在重复着中国曾经的优势，建立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为此，需要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全民共识。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

中国要参加全球化，就不得不接受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国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制造一度席卷全球。（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进一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停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转型，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进步从来没有停止，中国还有一个如何追赶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是中国吸引外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以及中国实现加工工业产业集聚和国际贸易良性互动的基本动因。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基本没有接受中国倡导和支持的任何改革建议。

也就是说，出口对中国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不仅为了实现机械设备加工能力，而且为了变相输出剩余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利用成本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或者天然禀赋，在原有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世界工厂，保证外贸出口扩张。

当然，也会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诸如整肃贪污腐败，以缓和官民对立。自 198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恰逢冷战时代走向结束，全球化兴起。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依靠世界市场吸纳产品，另一方面更大规模地进口海外能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从生产、会计、法律、国际收支平衡表，甚至和经济活动相关的话语系统，都要遵循西方商业社会的标准。